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89] 参见Morris v. Gressette（432 U.S. 491 (1977).）。我国财政支出更是长期偏重投资建设，[22]行政执法等公共领域欠账巨大。

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9年第1期，正式发表时进行了一定编辑处理，引用请以发表版本为准。See Steven Shavell, The Fundamental Divergence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the Social Motive to Use the Legal System, 26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575. (1997). [38] 实际上，即使在美国这种习惯借助私人诉讼从进行公共规制的国家，私人过度诉讼导致大量过度执法的问题，并引发不少批评。[51] 成熟的规制常常被定义为三方面基本元素的结合：制定规则。对此，典型事例便是职业索赔人通常以食品标签、说明存在瑕疵而请求十倍赔偿。实际上，从比较法的经验来看，不少法律体系都在试图避免请求行政机关履职之诉与其他救济方式特别是民事救济的重叠使用： 在日本，课以义务诉讼时要求其只能在避免损害别无适当方法时提起，如果受害者通过民事诉讼等其他方式能够实现权利救济，则禁止提起针对行政机关的课以义务诉讼。

但是，私人却可能会基于经济利益，集中利用法律体系中不合理、不一致和模糊之处。另一方面，一般情况下，即使存在惩罚性赔偿，受害人也需在证明如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等方面投入成本，考虑到其中的不确定性，相当一部分个体可能并不会提出这种诉讼。受害人并非总是不满于救济结果，相反，很多情况下，反倒是侵权的公权力一方陷入了被动地位。

[24]参见注[9]，第1173-1176页。[52]对于我国而言，政法委在此处发挥着整合作用，其作用相当于将纠纷解决型程序所需的中立性从法院搬迁至一个更高的平台。[36]就本文所讨论的国家赔偿制度而言，这种政策实施的特性直接反映在前述两个制度悖论中。换言之，对于自己的切身利益应获何种救济、如何救济等实体性问题，受害人完全没有制度上的主动权。

[39]若使国家赔偿标准高于民事赔偿，那么，国家就表达了个人利益优先于公共（财政）利益的价值取向，反之，则表达了公共利益优先的价值取向。因此，不能因为只看到了国家赔偿与损失补偿的趋同化，进而就忽略国家赔偿在国家责任原始意义上的纠纷解决功能定位。

因为，程序中一旦掺杂了国家的意志，除非是双方在共通立场之中愿意为共享的价值观各让一步，否则，承受不利结果的一方永远不会诚服，纠纷也就难以得到实质性化解。[59]汉语责任的其中一种英译是responsibility，其词根response意指回应、响应。若要问，在同等情境下，赔偿与补偿何者对权益损失的填补程度更高？相信多数学者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赔偿乃基于不法侵害，补偿乃基于特别牺牲，故同等情境下当然是赔偿的填补程度更高。[70]参见注[35]，第142页。

[23]参见注[9]，第1157-1159页。尽管达玛什卡所建构的法律程序理想类型主要以刑事诉讼制度为分析和比较对象，但其理论分析框架对于诸多其他的法律制度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现实中，国家赔偿案件的解决往往并没有严格遵循法定赔偿标准和范围。[62]这造成的相应结果是，即使只是赋予了法官适度混乱的裁量空间，都很可能会使他们无所适从。

[50]而赔偿委员会书面审理的原则又导致绝大部分案件中的纠纷双方无法当庭质证、相互抗辩。（一）一元价值主导下政策实施的支配地位 众所周知，传统的国家赔偿制度起源于回应型国家主权观念的消解。

多数情况下受害人想要获得程度更高的赔偿，需要通过民权诉讼的渠道，证明政府或官员存在过失（或恶意）而导致冤狱，从而以民事侵权赔偿的标准来获得损害赔偿。[43]当下中国的司法制度属于典型的侧重于‘政策实施的类型，法院的中心任务被定位于执行国家在各个时期内的政治与政策纲领，而‘纠纷解决则是其附随的功能。

陈希国：《国家赔偿法中直接损失的法律解释》，《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13期，第101页。在这种博弈中，前者并非始终具有绝对优势。审批式的赔偿委员会制度更是独树一帜，冤错案件的受害人在寻求救济时，不能起诉对其构成加害的公权力机关，而是只能向其申请赔偿。[57] Staatshaftungsgesetz §14. 另参见[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93页以下。纠纷解决型程序的一大主导性特征就是当事人对程序拥有控制权。[50] 参见注⑨，第1166-1167页。

只要这种协议在名义上不被称为国家赔偿，哪怕双方约定的赔偿数额远远超过了法定赔偿标准，法院也几乎从不否定。相比于前者而言，这类案件的赔偿方案不具有稳定性。

[67]对于当事人与赔偿义务机关在达成息诉罢访协议后提出的撤回国家赔偿请求，法院也不会以该协议在实质上架空了《国家赔偿法》为由而对其不予撤回。[11]倒挂，比喻应该高的反而低，应该低的反而高。

[57]Staatshaftungsgesetz §14.另参见［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93页以下。[51]而且，当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时，其成为了自己案件的法官，这更是直接违反程序的中立性。

另参见朱狄敏：《风险社会中的国家责任趋同化——以英法国家赔偿制度变迁为例》，《浙江学刊》2013年第2期，第115页。国家从完全豁免于赔偿责任，到承担代位责任，再到承担自己责任，被认为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图2  2002—2015年全国刑事赔偿案件情况统计图[29] 尽管在数据上，相比于行政赔偿，刑事赔偿更多地适用了正式程序来解决纠纷，但实际上，很多刑事赔偿案件并未进入到正式程序中。社会救助、福利保障等国家给付行为，关涉到国家对社会的干预程度和国家政策的实施，而国家责任的承担只关涉当事人的权利救济，与国家政策的实施无甚瓜葛。

[42]参见注[35]，第108、111、198-199页。[69] 比如，法院认为虽然瑶溪街道办事处一次性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名目是‘生产生活补助费，但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的事项就是针对上诉人养殖场被拆除及其造成的损失问题，……瑶溪街道办事处支付给上诉人的生产生活补助费已经包括了对上诉人养殖场被拆除所造成的损失的赔偿。

[23] 参见注⑨，第1157-1159页。一方面，在土地开发所带来的巨大政绩刺激下，部分地方政府有着不断运用公权力制造合法的特别牺牲的强烈动因，行政征收的同时往往不吝补偿。

[63] 参见朱新力主编：《新编国家赔偿法要义与案例精解》，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页。参见日本政府官方网站，https:// www.npsc.go.jp，2018年3月20日访问。

有研究指出，解决刑事赔偿纠纷的主要方式不在于法院的正式程序，而在于非正式的案外协调。[14] 前不久，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之二中，二审法院在确认政府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违法的同时，仍以征收补偿程序而非国家赔偿程序填补受害人损失。案外协调的结果虽然在名义上不是国家赔偿决定，但这并不能否定其在实质上具有化解国家赔偿纠纷的功能。未来的立法若是能够解决上述问题，将国家赔偿程序统一为诉讼模式，固然是一种理想的结果，但一如既往地，本文更想强调诉讼模式所蕴含的纠纷解决型程序的制度意义。

达玛什卡曾指出，政党在能动型国家的司法中具有不容忽视的整合作用。首先，对于纠纷解决型程序而言，理想状态下，程序的唯一目标是纠纷的妥善解决。

本应发挥居中裁决功能的法院，持续能动地代替纠纷双方作出终局判断，而受害人只能被动接受。前文已经说明，能动型国家在以政策实施型程序解决纠纷时，往往诉诸纠纷双方的共通立场，而这一共通立场则与国家意志和公共利益相一致。

[51]参见尹红国、李玉祥、李天禄：《效益原则在刑事赔偿程序中的异化与回归》，载孙华璞主编：《国家赔偿审判前沿》（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页。尹红国、李玉祥：《盲从到理性：走出对刑事蒙冤者救助的实践困境——以〈刑事冤假错案名人录〉抽取的100个案例为对象》，载孙潮主编：《国家赔偿审判前沿》（第3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85-187页。